北宋中期的慶歷新政改革為何會慘遭失敗?
北宋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:
一、宋仁宗對新政和范仲淹等人的態(tài)度搖擺不定
宋仁宗是一國之君,他的態(tài)度決定了大方向。
宋仁宗是一個四平八穩(wěn)的人,不想冒稍微大一點的風險。
西夏的李元昊把宋仁宗打得頭破血流,但在遼國準備入侵西夏前,西夏連忙要和北宋講和。宋仁宗一聽只要花銀子,就可以不用再和西夏打仗了,就滿口答應。
宋仁宗是個怕事的主。
他手下有120萬禁軍,卻打不過小小的李元昊,肚子里憋的氣有多大可想而知。
宋仁宗也想動一動,但動靜不能太大,怕嚇到自己。
慶歷三年,宋仁宗起用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少壯派,要“興致太平”。
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十條新政綱領:
一曰明黜陟;二曰抑僥幸;三曰精貢舉;四曰擇長官;五曰均公田;六曰厚農桑;七曰修武備;八曰減徭役;九曰推恩信;十曰重命令。
慶歷新政以政治改革為主,前四條和后兩條與政治、行政有關。
范仲淹等人大力抨擊不稱職的官僚,勾掉一個一個不稱職的官員。
(范仲淹)
范仲淹發(fā)狠話:一家人哭,強于一路人哭。(一路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一省)
既得利益集團不干了,就說范仲淹等人的壞話,說他們結黨謀權。
宋仁宗耳根不但容易紅,還容易軟,還真害怕范仲淹等人把自己架空了。
宋仁宗對范仲淹說:“自昔小人多為朋黨,亦有君子之黨乎?”
黨尚黑,宋仁宗很反感。
范仲淹則振振有詞地說:朝廷也分正邪兩黨,如果朋黨是善的,對國家有什么壞處?
最終,宋仁宗被朋黨之論動搖了,就罷免了范仲淹等人,慶歷新政夭折。
二、保守既得利益集團的大官僚瘋狂反撲
夏竦是保守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,他本來以為自己可以接任呂夷簡的宰相位子,但在新政者歐陽修和石介的批評下,沒當上宰相,連樞密使的位子也丟了。
夏竦惱羞成怒,全力開火,攻擊范仲淹等人是朋黨。
夏竦是政治老手,抓住了宋仁宗內心最陰暗的一面。
宰相章得象,則對新政一言不發(fā),冷眼旁觀,等著這幫小孩子亂蹦亂跳,頭撞南墻。
火候一到。
章得象也露出一絲鋒芒,對宋仁宗說范仲淹有朋黨嫌疑。
三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、歐陽修、石介等新政集團經驗不足
范仲淹從政治改革入手,直接觸犯了保守集團的既得利益。
相當于直接把腦袋砸到硬釘子上了。
焉能不敗。
后來的王安石則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經驗教訓,先避開政治改革,以經濟改革為先導。
(王安石)
王安石變法時,富弼、韓琦時過境遷,已經從熱血青年變成了保守派。
他們則還是站在慶歷新政的思路上,批評王安石重利輕義,是小人之黨。
朋黨之爭又翻了一個個。
慶歷新政,是指宋仁宗慶歷年間,統(tǒng)治者為緩和統(tǒng)治危機而進行的一場改革。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,這場最初得到皇帝支持,有名臣范仲淹坐鎮(zhèn)實行的改革僅僅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就以失敗告終,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:
一.宋仁宗改革意志不堅定
作為最高統(tǒng)治者,宋仁宗的態(tài)度對改革能否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當初,宋軍在西北邊疆屢次敗于西夏軍之手,簽訂澶淵之盟后的遼國仍然不安分地向北宋索要好處。加之國內“三冗”(冗官、冗費、冗兵)問題加劇,社會矛盾日漸尖銳,宋仁宗下定決心改革,并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改革方案,這就是范仲淹的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》的來歷。
(宋仁宗趙禎)
因此,面對統(tǒng)治危機,北宋的統(tǒng)治危機是慶歷新政的根本原因,直接原因則是宋仁宗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決心。但讓人沒想到的是,仁宗的決心很快就被新政帶來的副作用抵消了。
新政中有相當多的觸犯既得利益團體的措施,例如嚴格官員進仕門檻、科舉考試重心向闡述經義傾斜、實行官員政績考核制等,不但得罪了已經進入官府混日子的官員,還把受到這些官員照顧又沒有真才實學的士人擋在了門外,一時間引起大量守舊派官員反對,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矛盾迅速暴露出來,為了不得罪大多數(shù)人的利益,仁宗必須衡量是否要繼續(xù)支持少數(shù)改革派。
最終,改革失去了仁宗的支持。對最高統(tǒng)治者而言,籠絡大多數(shù)人為自己賣命,顯然比改革更加重要。尤其是在北宋這樣一個皇帝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王朝,大多數(shù)官員的支持更是尤為重要。
二.改革派力量較弱,守舊派實力強大
冗官問題嚴重,意味著更多沒有才學或沒有底線的人會在其中多多受益,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九品芝麻官和普通地主,一張密集的利益網包含了大量官員。
(北宋官員形象)
而觸犯他們利益的改革派,核心成員僅有范仲淹、富弼等人,而仁宗也逐漸放棄了對黨爭中不占實力優(yōu)勢的改革派的支持。在中央和地方守舊官員的聯(lián)合打擊和抵抗下,改革派的失敗在所難免。
三.傳統(tǒng)思想作祟
這里的傳統(tǒng)思想,是指趙宋立國以來的諸多治國指導思想,其中一點就是重文輕武。
慶歷新政主要涉及吏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法律、教育五個方面,其中軍事方面的改革是針對北宋軍隊多而不強的“冗兵”問題,然而范仲淹修武備的提議剛剛提出,就遭到眾多大臣的反對,不得不將其取消。而這正是趙匡胤時代流傳下來的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,因此從邏輯上看,我們可以猜測,宋仁宗大概率是不會同意的。
引言:
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大名鼎鼎的“小范老子”范仲淹中進士,正式踏入官場,此后“步步高升”,在康定元年(1040年)因策劃防御西夏累功,終于于慶歷三年(1043年)得以入朝為樞密副使,旋拜參知政事,與富弼、歐陽修等推行新政,向仁宗提出改革朝政的十項主張,是為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,史稱“慶歷新政”。
但好景不長,僅僅一年有余,慶歷五年(1045年)正月,范仲淹、富弼等新政首領相繼被貶出朝廷,其他主要支持變法者也相繼離京任職,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紛紛受到打擊與迫害,自此“慶歷新政”只能夭折,慘遭失敗的下場。
而之所以慶歷新政,慘遭失敗的下場,最大的問題在于兩個:
一為,沒有平衡好,或者說沒有“照顧”到廣大“階級”的既得利益;
二為,過于嚴苛、倉促與不近人情,更重要的是,只片面的注重行政(吏治)改革,而沒有關注政體改革,經濟改革也不全面,因而沒有給予最廣大的底層“足夠利益”,因而缺乏廣泛的群眾百姓支持,自然難以持續(xù)。
三為,客觀的“歷史痼疾”的阻礙,比如實施新政的官員的能力不足等等。
由此,其實簡單來說,就是“準備不足,缺乏制衡”引起的難以為繼之敗,也是改革不全面,不徹底之過,當然,客觀的歷史“痼疾”也是阻礙新政的原因之一。
一.失衡的“利益”制衡:
其實歷來只要是諸如新政一類的改革,總是會觸動原本“平衡”的各級階級的“利益”,雖然此時的宋朝,經過唐朝對世家大族的打擊過后,皇權集權的阻力已然小很多,但就實際而言,歷朝歷代所面臨的基本“土地”利益平衡,一定會因此打破。
如此,其實面臨的是新政對于“既得利益者”們的放血割肉,誠然,諸如范仲淹一類為國為民者,全然從國家和民眾利益的角度出發(fā),是“正確”的,但實際上,說白了,是沒有“既得利益”的損失。
于是,無法將心比心,這么說吧,如范仲淹般清廉,簡樸的作風,是不能代表“大多數(shù)”官員,極其庇護的“地主”們的作風的,也就是說,你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艱苦樸素地生活。
而更重要的是,既然下決心損失“既得利益者”們,卻沒有把這部分利益補充到原本“失利”的地方,比如廣大農耕百姓的實際身上,于是自然得不到他們的支持,試想,一件“出力不討好”的事,百姓們沒有得利,只是不痛不癢地下達一些“勸課農桑,興修水利”的鼓勵政策,何來改革的順利實施。
二.片面的“改革”:
更別提,新政改革的十條內容里,大多為整頓吏治的行政改革,而不是真正的于國有利的政體改革,于民有利的經濟改革,可謂出力不討好。
其中,諸如:
明黜陟的嚴格官吏升遷考,突然改“標準”,去資歷改為政績,讓官員們措手不及,且沒有一個準備的過程,所謂“過猶不及”;
恩蔭制度也改為“考試上任”,顯得本該為“獎勵”的恩賜,沒有意義;
還有改革科舉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,想要“立刻”改革,實屬為難廣大學子;
更別提本身“權不通職,事不通權”的長期職權俸分離的官場,也不是可以“立刻”改正的。
如此,過于倉促,準備也不足,加之主要領導這,諸如范仲淹其人,過于剛正不阿,就顯得有些不近人情,所謂“飯要一口一口吃”,于是,大刀闊斧的“一刀切”之下,又鮮少于陳情解釋,對于上報的“不稱職”者們,又過于嚴苛,自然怨聲載道,不得人心,于是阻礙重重實屬自然。
三.客觀歷史痼疾遺留:
關于這個部分,主要在于兩點。
第一,是宋朝本身的“痼疾”,比如科舉和封蔭不分“輕重”地并行選官制度,加之“祖宗家法”遺留的“重文輕武”的制衡原則,使得制衡太過,不僅讓士大夫制衡于皇權,還以職、權、俸分離相互制衡之法,造成整個官場,不僅職權不明,且做事的官少,看戲的官多,獎懲制度也不明,以至得過且過者占據多數(shù)。
第二,“人”不行,不僅身為最有力的支持者仁宗,是個優(yōu)柔寡斷的“老好人”,以至于不管是下定決心,支持新政的改革上,還是堅定任用主持者的意志上,亦或相互“批判”時的搖擺上,都太過“溫和”,自然新政難以持續(xù);
再來作為最大領導者的范仲淹,誠然心的好的,憂國憂民,也誠心為國為民,但說到底,作為“中下層”的讀書人,其實從來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為百姓“安全”地爭取最大利益,而是想當然地去按照“看到”的弊病改革。
于是才會出現(xiàn)隔靴搔癢般的兩項經濟改革,其他都是“沒用”的,或許能省錢的勵志改革,文人風骨是有了,但失了實際“接地氣”的,為廣大老百姓直接利益所想的“改革者”的意義。
最后,自然是那些實際“工作”的,諸如按察使的官員的能力太差,沒有靈活地,圓滑地處理各類改革措施的實施與反饋,直接硬著來,擰著來,自然“失敗”。(當然,也是因為宋朝本身太過重文,于是養(yǎng)成了一般死讀書的文人,多年來只讀書,不通庶務,何來實際“工作”的能力。)
總結:
其實慶歷新政的改革,就現(xiàn)在的“上帝視角”看,積極之處或許只在為接下來的改革,提供“失敗范例”,畢竟至少在“科舉”的改革上,開始讓“經義”與“治事”并重,還興辦學校,起碼為接下來的文人風氣,起到正面的作用。
但是,慶歷新政必然的慘遭失敗,還是因為支持者仁宗的搖擺不定,主持者范仲淹等人的“倉促嚴苛”,沒有平衡好各方利益,既割肉“既得利益”階級,又沒有給予廣大底層百姓足夠利益,以至于兩面不討好,注定失敗,再加上改革內容本身的“片面”,過于終吏治,而忽略政體和經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