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中期的慶歷新政改革為何會慘遭失敗？
北宋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三：
一、宋仁宗對新政和范仲淹等人的態(tài)度搖擺不定
宋仁宗是一國之君，他的態(tài)度決定了大方向。
宋仁宗是一個四平八穩(wěn)的人，不想冒稍微大一點的風險。
西夏的李元昊把宋仁宗打得頭破血流，但在遼國準備入侵西夏前，西夏連忙要和北宋講和。宋仁宗一聽只要花銀子，就可以不用再和西夏打仗了，就滿口答應。
宋仁宗是個怕事的主。
他手下有120萬禁軍，卻打不過小小的李元昊，肚子里憋的氣有多大可想而知。
宋仁宗也想動一動，但動靜不能太大，怕嚇到自己。
慶歷三年，宋仁宗起用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少壯派，要“興致太平”。
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十條新政綱領：
一曰明黜陟；二曰抑僥幸；三曰精貢舉；四曰擇長官；五曰均公田；六曰厚農桑；七曰修武備；八曰減徭役；九曰推恩信；十曰重命令。
慶歷新政以政治改革為主，前四條和后兩條與政治、行政有關。
范仲淹等人大力抨擊不稱職的官僚，勾掉一個一個不稱職的官員。
（范仲淹）
范仲淹發(fā)狠話：一家人哭，強于一路人哭。（一路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一省）
既得利益集團不干了，就說范仲淹等人的壞話，說他們結黨謀權。
宋仁宗耳根不但容易紅，還容易軟，還真害怕范仲淹等人把自己架空了。
宋仁宗對范仲淹說：“自昔小人多為朋黨，亦有君子之黨乎？”
黨尚黑，宋仁宗很反感。
范仲淹則振振有詞地說：朝廷也分正邪兩黨，如果朋黨是善的，對國家有什么壞處？
最終，宋仁宗被朋黨之論動搖了，就罷免了范仲淹等人，慶歷新政夭折。
二、保守既得利益集團的大官僚瘋狂反撲
夏竦是保守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，他本來以為自己可以接任呂夷簡的宰相位子，但在新政者歐陽修和石介的批評下，沒當上宰相，連樞密使的位子也丟了。
夏竦惱羞成怒，全力開火，攻擊范仲淹等人是朋黨。
夏竦是政治老手，抓住了宋仁宗內心最陰暗的一面。
宰相章得象，則對新政一言不發(fā)，冷眼旁觀，等著這幫小孩子亂蹦亂跳，頭撞南墻。
火候一到。
章得象也露出一絲鋒芒，對宋仁宗說范仲淹有朋黨嫌疑。
三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、歐陽修、石介等新政集團經驗不足
范仲淹從政治改革入手，直接觸犯了保守集團的既得利益。
相當于直接把腦袋砸到硬釘子上了。
焉能不敗。
后來的王安石則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經驗教訓，先避開政治改革，以經濟改革為先導。
（王安石）
王安石變法時，富弼、韓琦時過境遷，已經從熱血青年變成了保守派。
他們則還是站在慶歷新政的思路上，批評王安石重利輕義，是小人之黨。
朋黨之爭又翻了一個個。
慶歷新政，是指宋仁宗慶歷年間，統(tǒng)治者為緩和統(tǒng)治危機而進行的一場改革。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，這場最初得到皇帝支持，有名臣范仲淹坐鎮(zhèn)實行的改革僅僅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就以失敗告終，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：
一.宋仁宗改革意志不堅定
作為最高統(tǒng)治者，宋仁宗的態(tài)度對改革能否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當初，宋軍在西北邊疆屢次敗于西夏軍之手，簽訂澶淵之盟后的遼國仍然不安分地向北宋索要好處。加之國內“三冗”（冗官、冗費、冗兵）問題加劇，社會矛盾日漸尖銳，宋仁宗下定決心改革，并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改革方案，這就是范仲淹的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》的來歷。
（宋仁宗趙禎）
因此，面對統(tǒng)治危機，北宋的統(tǒng)治危機是慶歷新政的根本原因，直接原因則是宋仁宗的危機意識和改革決心。但讓人沒想到的是，仁宗的決心很快就被新政帶來的副作用抵消了。
新政中有相當多的觸犯既得利益團體的措施，例如嚴格官員進仕門檻、科舉考試重心向闡述經義傾斜、實行官員政績考核制等，不但得罪了已經進入官府混日子的官員，還把受到這些官員照顧又沒有真才實學的士人擋在了門外，一時間引起大量守舊派官員反對，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矛盾迅速暴露出來，為了不得罪大多數(shù)人的利益，仁宗必須衡量是否要繼續(xù)支持少數(shù)改革派。
最終，改革失去了仁宗的支持。對最高統(tǒng)治者而言，籠絡大多數(shù)人為自己賣命，顯然比改革更加重要。尤其是在北宋這樣一個皇帝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王朝，大多數(shù)官員的支持更是尤為重要。
二.改革派力量較弱，守舊派實力強大
冗官問題嚴重，意味著更多沒有才學或沒有底線的人會在其中多多受益，上至朝廷大員下至九品芝麻官和普通地主，一張密集的利益網包含了大量官員。
（北宋官員形象）
而觸犯他們利益的改革派，核心成員僅有范仲淹、富弼等人，而仁宗也逐漸放棄了對黨爭中不占實力優(yōu)勢的改革派的支持。在中央和地方守舊官員的聯(lián)合打擊和抵抗下，改革派的失敗在所難免。
三.傳統(tǒng)思想作祟
這里的傳統(tǒng)思想，是指趙宋立國以來的諸多治國指導思想，其中一點就是重文輕武。
慶歷新政主要涉及吏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法律、教育五個方面，其中軍事方面的改革是針對北宋軍隊多而不強的“冗兵”問題，然而范仲淹修武備的提議剛剛提出，就遭到眾多大臣的反對，不得不將其取消。而這正是趙匡胤時代流傳下來的重文輕武思想的影響，因此從邏輯上看，我們可以猜測，宋仁宗大概率是不會同意的。
引言：
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大名鼎鼎的“小范老子”范仲淹中進士，正式踏入官場，此后“步步高升”，在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因策劃防御西夏累功，終于于慶歷三年（1043年）得以入朝為樞密副使，旋拜參知政事，與富弼、歐陽修等推行新政，向仁宗提出改革朝政的十項主張，是為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，史稱“慶歷新政”。
但好景不長，僅僅一年有余，慶歷五年（1045年）正月，范仲淹、富弼等新政首領相繼被貶出朝廷，其他主要支持變法者也相繼離京任職，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紛紛受到打擊與迫害，自此“慶歷新政”只能夭折，慘遭失敗的下場。
而之所以慶歷新政，慘遭失敗的下場，最大的問題在于兩個：
一為，沒有平衡好，或者說沒有“照顧”到廣大“階級”的既得利益；
二為，過于嚴苛、倉促與不近人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只片面的注重行政（吏治）改革，而沒有關注政體改革，經濟改革也不全面，因而沒有給予最廣大的底層“足夠利益”，因而缺乏廣泛的群眾百姓支持，自然難以持續(xù)。
三為，客觀的“歷史痼疾”的阻礙，比如實施新政的官員的能力不足等等。
由此，其實簡單來說，就是“準備不足，缺乏制衡”引起的難以為繼之敗，也是改革不全面，不徹底之過，當然，客觀的歷史“痼疾”也是阻礙新政的原因之一。
一.失衡的“利益”制衡：
其實歷來只要是諸如新政一類的改革，總是會觸動原本“平衡”的各級階級的“利益”，雖然此時的宋朝，經過唐朝對世家大族的打擊過后，皇權集權的阻力已然小很多，但就實際而言，歷朝歷代所面臨的基本“土地”利益平衡，一定會因此打破。
如此，其實面臨的是新政對于“既得利益者”們的放血割肉，誠然，諸如范仲淹一類為國為民者，全然從國家和民眾利益的角度出發(fā)，是“正確”的，但實際上，說白了，是沒有“既得利益”的損失。
于是，無法將心比心，這么說吧，如范仲淹般清廉，簡樸的作風，是不能代表“大多數(shù)”官員，極其庇護的“地主”們的作風的，也就是說，你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艱苦樸素地生活。
而更重要的是，既然下決心損失“既得利益者”們，卻沒有把這部分利益補充到原本“失利”的地方，比如廣大農耕百姓的實際身上，于是自然得不到他們的支持，試想，一件“出力不討好”的事，百姓們沒有得利，只是不痛不癢地下達一些“勸課農桑，興修水利”的鼓勵政策，何來改革的順利實施。
二.片面的“改革”：
更別提，新政改革的十條內容里，大多為整頓吏治的行政改革，而不是真正的于國有利的政體改革，于民有利的經濟改革，可謂出力不討好。
其中，諸如：
明黜陟的嚴格官吏升遷考，突然改“標準”，去資歷改為政績，讓官員們措手不及，且沒有一個準備的過程，所謂“過猶不及”；
恩蔭制度也改為“考試上任”，顯得本該為“獎勵”的恩賜，沒有意義；
還有改革科舉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想要“立刻”改革，實屬為難廣大學子；
更別提本身“權不通職，事不通權”的長期職權俸分離的官場，也不是可以“立刻”改正的。
如此，過于倉促，準備也不足，加之主要領導這，諸如范仲淹其人，過于剛正不阿，就顯得有些不近人情，所謂“飯要一口一口吃”，于是，大刀闊斧的“一刀切”之下，又鮮少于陳情解釋，對于上報的“不稱職”者們，又過于嚴苛，自然怨聲載道，不得人心，于是阻礙重重實屬自然。
三.客觀歷史痼疾遺留：
關于這個部分，主要在于兩點。
第一，是宋朝本身的“痼疾”，比如科舉和封蔭不分“輕重”地并行選官制度，加之“祖宗家法”遺留的“重文輕武”的制衡原則，使得制衡太過，不僅讓士大夫制衡于皇權，還以職、權、俸分離相互制衡之法，造成整個官場，不僅職權不明，且做事的官少，看戲的官多，獎懲制度也不明，以至得過且過者占據多數(shù)。
第二，“人”不行，不僅身為最有力的支持者仁宗，是個優(yōu)柔寡斷的“老好人”，以至于不管是下定決心，支持新政的改革上，還是堅定任用主持者的意志上，亦或相互“批判”時的搖擺上，都太過“溫和”，自然新政難以持續(xù)；
再來作為最大領導者的范仲淹，誠然心的好的，憂國憂民，也誠心為國為民，但說到底，作為“中下層”的讀書人，其實從來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為百姓“安全”地爭取最大利益，而是想當然地去按照“看到”的弊病改革。
于是才會出現(xiàn)隔靴搔癢般的兩項經濟改革，其他都是“沒用”的，或許能省錢的勵志改革，文人風骨是有了，但失了實際“接地氣”的，為廣大老百姓直接利益所想的“改革者”的意義。
最后，自然是那些實際“工作”的，諸如按察使的官員的能力太差，沒有靈活地，圓滑地處理各類改革措施的實施與反饋，直接硬著來，擰著來，自然“失敗”。（當然，也是因為宋朝本身太過重文，于是養(yǎng)成了一般死讀書的文人，多年來只讀書，不通庶務，何來實際“工作”的能力。）
總結：
其實慶歷新政的改革，就現(xiàn)在的“上帝視角”看，積極之處或許只在為接下來的改革，提供“失敗范例”，畢竟至少在“科舉”的改革上，開始讓“經義”與“治事”并重，還興辦學校，起碼為接下來的文人風氣，起到正面的作用。
但是，慶歷新政必然的慘遭失敗，還是因為支持者仁宗的搖擺不定，主持者范仲淹等人的“倉促嚴苛”，沒有平衡好各方利益，既割肉“既得利益”階級，又沒有給予廣大底層百姓足夠利益，以至于兩面不討好，注定失敗，再加上改革內容本身的“片面”，過于終吏治，而忽略政體和經濟。
